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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洛特(凯斯特纳作品精华)
The Double Lottie / Lottien and Li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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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刘冬瑜 译 明天出版社 1999年01月 出版 暂无库存。 原价：9.3
综合推荐级别：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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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泥巴书评 |
| 两个长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两个小姑娘，名字都叫小洛特，因为父母离异，自幼天各一方，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们两个汇合到了一起，一起调皮捣蛋；分手时，又密谋窜换了角色，感人的故事就这么发生啦。读的时候，准备好手纸哦（擦眼泪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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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引 |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日。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撒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惟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惟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人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了《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 (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轶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惟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Punktchen und 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 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作为剧作家和电影脚本作家(均以陌生的笔名)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le drei Zwilin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ie Kon—ferenz der 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he Lotk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wa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ine Mann，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kleine Miss，1967)。凯斯特纳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 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和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做是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嫌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1999年写于德国 （文/[德]汉斯-海诺·埃韦斯 蔡鸿君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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