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法布尔精神
(再版序)
“你知道法布尔写的《昆虫记》吗?”我问一些自称知道有“法布尔”这么个人的人。六十岁一代说:“可能是少儿读物吧。”四十岁一代说:“好像是科普小品。”二十岁一代说:“我们觉得是观察记录,法布尔他是个昆虫迷。”这是八年前的事,当时我刚读完十卷本原著。我怀疑人们真的读到了《昆虫记》,当然,这指的是忠实反映原著基本特征的中文译本。就这样,我开始选译一本《昆虫记》。三年过后,译本与读者见面。读者意见传回来:有人说“是好书”;有人说“品位高,有意思”;有人说“会读的读得出意味”;也有人说“法布尔这个人很不简单”。远方读者来信索书,其中有位女大学生表达自己心情:时下校园中追逐物质成风,太缺乏这种纯洁的精神食粮。
细想起来,以上事实起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读者不同时期对《昆虫记》的认识。看得出,人们越来越了解《昆虫记》的真面目,越来越深入这部杰作的精髓。
我想,如今这个经过修订、充实后再版的译本,会进一步准确地展现十卷本原著的特质和整体风貌。
平心而论,我们今天能读到《昆虫记》这样一部作品,是件很幸运的事。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头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况且,那又是一个令群情共振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一个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斯曼生物学时代。若不是有位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
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弃了、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这么一部《昆虫记》。
折磨法布尔一生的有两大困扰,一是“偏见”,二是“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此后业余自学,花十二年时间,先后取得业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中学教书二十余年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达尔文肯定他的成就,帝国教育部奖励他,好心的教育部长还设法推荐他为大学开课。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科学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惯他的研究方向。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嫉妒心理合拍,长期构成对法布尔的一种偏见。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自己靠打工谋生,才上了小学、中学;以后长年只靠中学教员工资,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很少有法布尔这么贫困的自然科学家:想喝口酒,只能以家中发酵自制的酸涩苹果汁顶替;要施舍乞丐两法郎,可囊中只掏得出令自己都面露羞色的两个苏;一向腼腆、好强之人,竟不得不为生存而张口请求英国大哲学家密尔(即穆勒)慷慨解囊。然而人们看到,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备,精心把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挤出一枚枚小钱,购置坛、罐、箱、笼,一寸空间一寸空间地扩增设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积累研究资料,化教书匠之“贫穷”为昆虫学之富有。
他几乎是在牺牲一切。他没有利用很有优势的物理、数学天赋、大有作为的植物学知识、易出成果的动物生理学基础,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却一定要艰难地进行旨在探索“本能”问题的昆虫心理学研究。他没有抓住一生中出现的许多机遇去沽名钓誉,巧取功利,过上幻想之中的“好日子”,却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甚至不惜把一家老小也捆在自己这“板凳”上……他几乎是在冒犯一切。儿时不顾父母怒斥,成天往家里带蘑菇、虫子,“好奇心”怎么压也不灭。他自感得意的成果,无一不与前人和权威的短处形成鲜明对照。他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新知识,保守势力戒备他对旧道德造成威胁;他力主研究昆虫本能的“自动智能”问题,得罪不少以生理功能解释本能的生物学同行,招致“有上帝决定论者嫌疑”一类非议。他甚至不怕人们指责自己没有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保持一致……他几乎是在忘却一切。不吃饭,不睡觉,不消遣,不出门;不知时间,不知疲倦,不知艰苦,不知享乐;甚至分不出自己的“荒石园”是人宅还是虫居,仿佛昆虫就是“虫人”,自己就是“人虫”;后半生五十年,心中似乎只记着一件事:观察实验——写《昆虫记》……
有种说法认为,法布尔能这样苦度一生,完全是为了“兴趣”,也就是对昆虫的浓厚兴趣。我不以为如此。无论爱虫之心属于先天还是后天,它都是极易变化的东西,更不用说法布尔自幼兴趣何其广泛了。没有坚定意志做支柱,任何兴趣终将游离飘移,化为恍惚。如果说兴趣,我真切看到,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他不断表达对昆虫的爱,但也表达过另一种爱。
他说自己怀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因此要“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态度”(《荒石园》)。这种爱,才给了他把昆虫兴趣变成昆虫学事业的勇气和力量。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的第一篇成名之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纠正、补充了权威专家的一篇“杰出论文”。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毕生恪守“事实第一”的首要原则。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正因为他这是一种酷爱,他才把科学工作乃至一切工作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即使感到别人指出的错误有道理,他也要先通过观察实验验证一番,而后再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
法布尔把未知世界比作处于黑暗之中的无限广阔的拼砖画面,把科学工作者比作手捉提灯照看这画面的探索者;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探索者,一步一步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地照亮方砖,使已知构图的面积逐渐增大。黑暗当中,照清未知事物的面目便是揭示了真相,看出事物的规律也就把握了真理。一点儿不假,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如果说,解决“昆虫本能的性质”这一命题是在探索一条真理,那末可以说,法布尔为认识这真理而一生都在揭示真相。为认识真理而揭示真相,这成了法布尔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不必为他的去世惋惜,《昆虫记》中凝结着他的一切。
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
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
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可谓“求真”。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精神”。
《昆虫记》的读者朋友,我们确实是幸运的。
但我们有责任读出个“法布尔精神”,好让后人也能感到幸运。
王光 1997年9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