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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德·亚米契斯 著 丰子恺 图 夏丐尊 译 译林出版 2011年09月 出版 暂无库存 原价：21.0
会员价：18.9 开本：32 装帧：软精 关注年龄： 9～12岁 12～15岁 15岁以上 9~99岁 综合推荐级别：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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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泥巴书评 |
| 《爱的教育》是一部极富感染力的儿童小说，它通过了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写的日记，抒发了人类最伟大的感情——爱。本书讲述了无数个发生在学校和生活中的小故事，它告诉我们的小读者：一个人从小不仅要学好各种文化知识，还要学习比这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父母、对师长、对同学、对周围所有人的爱与尊重。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人动情，字里行间洋溢着儿童的纯真与情趣。本书译文因其优美生动的传神于2000年荣获意大利驻华使馆颁发的意大利政府文化奖。 《爱的教育》被公认为是一部人生成长中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埃迪蒙托·德·阿米琪斯（1846--1908）是意大利十九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他自幼酷爱学习，喜欢军旅生活，青年时代就成了一名步兵军官，著有《军事生活》一书。他曾游历过许多国家，发表过一系列游记，其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摩洛哥》《君士坦丁堡》等。但阿米琪斯还是以描写家庭生活、 学校生活最为见长，《朋友们》《大家的马车》等作品在意大利脍炙人口，《爱的教育》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全世界的小学生几乎把《爱的教育》作为教科书来读。 凡是读这部书的人都将无法抗拒它的魅力……它所饱含的教益、慰藉和激荡的情愫无不使所有的人流下动情的眼泪…… 【译者简介】 夏丐尊（1886.6.15-1946.4.23），出版家、教育家、文学家。原名夏铸，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改名丐尊。室名小梅花屋。浙江绍兴上虞崧厦人。晚清时秀才，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兼任舍监和国文教员。后历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支持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筹设中国语文教育会。又擅书法。1943年，因拒绝为日伪办事，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重庆日报誉其为“民主战线的老战士”。1946年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马湖畔。著有《夏丐尊文集》。 [著作书目] 文艺论ABC（理论）1929，上海ABC丛书社 文心 与叶圣陶合著，1933，开明 平屋杂文 1935，开明 文章讲话 1936，开明 阅读与写作（文论）1938，开明 平屋随笔 1947，开明 人间爱晚晴 1948，上海大法轮书局 夏丐尊文集（平屋之辑）1983，浙江人民 夏丐尊文集（文心之辑）1983，浙江人民 夏丐尊文集（译文之辑）1983，浙江人民 文章作法 与刘熏宇合编，1926，开明 十年（小说选集）编选，1936，开明 十年续集（小说选集）编选，1936，开明 [翻译书目] 爱的教育（小说）意大利亚米契斯著，1924，开明 近代日本小说集 日本国木田独步著，1924，商务 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俄国布利乌沙夫著，与耿济之等合译，1925，商务 介川龙之介集（短篇小说集）日本介川龙之介著，1926，开明 国木田独步集（短篇小说）日本国木田独步著，1927，开明 绵被（中篇小说）日本田山花袋著，1927，商务 续爱的教育（小说）意大利孟德格查著，1930，开明 夏丏尊先生传略 ——姜丹书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别号丏尊。浙江上虞崧厦乡人也。曾小筑于白马湖边，未遑久居。清光绪十二年生，十九岁留学日京，二十二岁归。初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旋任学舍监，司训育，合兼授国文、日文。余与先生订交于宣统三年秋，同事者十年。民国元二年之际，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友经亨颐先生为校长。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经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颇可观。尝自刻一印，曰无闷居士。是时，时和年少，不应有闷，而自勉曰无闷，盖其内心已闷闷矣。校中诸师，皆一时俊彦，学子亦多纯良，故学风甚盛。先生为人率真，日与诸生同舍处，身教之功颇著。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民国五六年间，李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入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义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曰学佛在心不在形，故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终其生。民国八九年间，教育趋向随世界思潮而变革，由静而动，由柔而刚，由内而外，标榜之曰新教育。其实教育为时代之先驱，无来不新，无往不旧，而彼顽固之徒，执持成见，辄加阻梗，于是引起新旧之争，而学风亦骤趋激荡，此非一校为然也。其风来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时忌。先生为教，素重学生个性，并主思想自由，盖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无从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丧，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发言，俟其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启愤发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贤。民国八年冬，学生自治会出刊物，每编竣，须送稿受审于先生。某次，学生施某属一文，题曰《非孝》，其文多作批评语，原冀与人切磋者，先生未之删，及印行，社会哗然，至訾先生与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三国文教师曰四大金刚。大吏以耳代目，斥为洪水猛兽，一若此文为全校教师代表作者，乃张大其事，借故责成校长革教师。经校长素刚正，不受无理之命，乃激起绝大学潮。其事另详经先生传。既而经校长卒得合理去职，先生亦去。今先生已盖棺，可以定论。试问一生端正如先生者，果若洪水猛兽否耶？自是以后，历任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上海私立南屏女子中学等校教职，所至悦服。又在上海与诸同志创办立达学园，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十数年，间尝为法藏寺译藏经，贡献于文化与教育界者实多。先生之于文学，最注重研析字义及词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绵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丁丑以后，八年国难，先生与余同陷于沪，乃同誓以守约工夫，克服困厄。往日同声相应，此日同病相怜，故过从益密。先生处蜗室，与夫人相对，晏如也。节衣，缩食，渴饮，饿餐，初尚勉强而行之，后竟困而行之，以至于死。敌人屡以利诱之，不动，乃加威胁，羁囚十余日，不屈，无如之何，乃释出，坦然如故，其坚贞如此。初闻寇降，大喜，既而渐不如望，乃复闷闷矣。先生性耿介，一生无请托，且戆直，能为人之畏友。体素健硕，今才周甲，宜不至遽萎，然自中年后，凡事皆悲观，以悲观之人，生衰乱之世，自必心常郁结，易致疾病，且生平嗜酒成癖，老来借酒浇愁，更易伤生。此适与余相反，余素乐天，兴至方饮，可大饮，亦可不饮，故不为酒困。此先生之所以少我一岁，而先我而逝也。呜呼！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二日，先生以痨卒于沪，享寿六十有一。临终时，只以弘一大师遗物保存事相付托，无他语。卒后二十一日，其子若孙遵遗嘱举行火化于法藏寺。 赞曰：士穷见节义，岁寒知后凋。夏先生曩曾不见谅于俗人，而今当无间言矣。若能以先生清介之风，推之于人人，则举世非人之事，皆可廓而清之矣。今也，长松（经）先折，晚晴（李）继寂，而先生又已逝矣！高山无语，流水不回，人往风微，吾谁与归？（经亨颐先生长松山房及弘一大师晚晴院皆在上虞白马湖边与先生平屋为邻。） 一九四六年五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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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引 |
| 导 读 叶至善 译林出版社又要出版《爱的教育》了，编辑同志也要我写几句话介绍这部小说。他说：《爱的教育》是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由开明书店出版；我是夏先生的女婿，又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由我来介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经编辑同志这么一说，我真觉得非写几句不可了——因为六十多年前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读这部小说，把书中的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四十多年前我当了中学教师，又把这部小说看作教育孩子的指南：《爱的教育》跟我的关系的确够深的了，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它的新读者，因我以前写过一篇介绍文章，现在也没有多少新想法，就把那篇旧文章重新看了一遍，加了几句话，让编辑放在书前聊为序。 《爱的教育》是一九二三年介绍到我国来的，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东方杂志》是成年人读的一种综合性月刊；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的一种。夏丏尊先生在《译者序言》里说：他在一九二零年得到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边读一边流泪。他说他把自己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跟小说里写的相比，惭愧得流下了眼泪；又说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是他觉得世间要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才好，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当时许下愿心，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父母们和教师们读，让父母和教师都跟他一样，流一些惭愧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他认为这比给孩子们读更为重要。夏先生把译文先交给《东方杂志》发表，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在《译者序言》里，夏先生把办学校比做挖池塘。他说，我国办学校以来，老在制度上方法上变来变去，好像挖池塘，有人说方的好，有人说圆的好，不断地改来改去，而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须有水，这个关键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必须有感情，必须有爱；而当时的学校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爱，因此都成了没有水的池塘，任凭是方的还是圆的，总免不了空虚之感。夏先生给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说作者写出了理想的教育境界，就是把学校、家庭、社会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小说原名《心》，夏先生觉得这个书名不醒豁，不能表明内容，先想改成《感情教育》，最后决定用《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教育学》或《教育概论》。有夏先生的推崇当然是个原因，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教师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这部小说给他们塑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仿效的模型——当然，实际上体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中学小学把《爱的教育》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就在我上学的那所小学里，这样做的教师就不少；有一位王志成先生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写了一本《爱的教育实施记》，一九三零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等到我当教师，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了。可是在内地的中学和小学里，体罚还很盛行。打手心用竹鞭，老师一竹鞭下去，孩子们的手掌上就肿起一条杠来。每逢开学，家长把孩子领到我跟前，指着孩子叮嘱我说：“他要是不学好，给我着实往死里打。”我精神上痛苦极了，于是想起夏先生的挖池塘的比喻：我得往池塘里灌水——实施爱的教育啊！这股子傻劲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可笑，可是当时真抱着扭转局面的希望和雄心。 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部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现在说起来我真是幼稚得可笑，很有点儿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将”。不过我想，怀着这样想法的人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爱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可是静下心来从另一方面想一想：学校办不好是不是就因为缺少了感情，缺少了爱？是不是以感情和爱为基础，就一定能把学校办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夏先生的比喻并不确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讲感情，不讲爱，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我所以敢这样肯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迫作了大规模的试验，得到的结果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经过这许多年的政治学习，我相信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我觉得，封建社会里要求尊敬老师，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求尊敬老师，咱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要求尊敬老师，但是出发点各不相同。咱们想到老师是替咱们整个社会培养有理想有能力的后一辈的，所以咱们应该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尊敬老师；决不能因为过去的社会都要求尊敬老师，咱们就得“对着干”，非把老师整得斯文扫地不可，而“四人帮”却正是这样干的。我只说尊敬老师这一个例子。为了明辨是非，为了医治创伤，把《爱的教育》重新介绍给孩子们，介绍给父母们和老师们，在目前很有好处。我想，父母和老师最好能给孩子们一些指点：说清楚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好的，咱们应该学；哪些部分还不足，咱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哪些部分不大对，咱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爱的教育》是一部好小说，但是咱们不能还像夏先生在六十年前那样，把这部小说当作建设学校的蓝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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